一.  法显生平  

除《佛国记》外，对法显本人的了解应是最迫切的。我查阅了《高僧传》（519年）和《神僧传》（永乐皇帝撰，1403--1424在位）中法显的传记；发现后者照搬前者，两者雷同。

法显，姓龚，平阳武阳人。平阳，是山西省的一个行政区。法显，有兄长三人皆童年夭折。父亲请寺院收他为沙弥，但留养家中。小家伙病危，父亲只好再送他去寺院。病逾后，他不愿返回。

十岁时，父亲病故。母亲孤独无助。叔父要他还俗，然小家伙却说：“我出家并非父亲之意，我出家乃是远尘离俗。”叔父同意，不再坚持。母亲去世，他极为悲痛。丧礼毕，便返回寺院。

有一天，法显和同学数十人在稻田中收割。此时，饥民如贼欲武力夺取。诸沙弥逃奔而去，惟小英雄法显昂然屹立。“想要稻米，随意取走，但”，法显说：“各位！昔日不曾布施，故致今日贫困。目下，又肆意掠夺。各位来日所受之苦，恐怕更甚。贫道深为忧虑！”话毕，法显便返回寺院。饥民，面面相觑皆弃稻而去。寺中僧众数百人，莫不叹服。

寺院结业，接受大戒。他行仪整肃，胆识超群。不久，他去了印度。目的，是寻求佛教律藏。尔后，就是一部自撰的游记。游记中，他记录了陆路西行、海上归来的所见所闻。其中，有在华氏城学习的情况和拜谒灵鹫山的经历。

最后，法显回到中国的首都南京。他与印度高僧佛驮跋陀罗一起翻译带回的佛经。译事未毕，他去了荆州（湖北），在辛寺圆寂，享年86岁。众人都很悲痛。需补充的是，《佛国记》还有一个全本。

除《佛国记》外，以上是法显本人的全部资料。法显是他的法号，意思是“佛法显明”或“法明佛显”。法号前“释”字，是“释迦牟尼”的略称。释迦慈悲，远居山林，其信徒亦依此而行。法显生活在东晋（公元317--419）和刘宋（420--478）两个朝代。如果，他20岁受大戒、25岁赴印度，那么他正好生活在这两个时期，而且很长寿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二. 《佛国记》版本

如果《佛国记》全本（比今本详实的版本）曾经存在，那么亦早已失传。

隋朝（公元589--618）皇家图书馆藏书目录（《隋书-经籍志》）中，法显名字出现四次。书载：法显在金陵（南京）与佛驮跋陀罗共参译事，曰：《佛国记》沙门释法显撰。又云：《法显传》二卷和《法显行传》一卷。三种名称，或是此书的三个版本被同时编入了？

我有二个版本。一曰《佛国记》，一云《高僧法显传---东晋沙门释法显自记游天竺事》。后者，我附于书后。

比隋朝书目更早证明《佛国记》存在的是：北魏（公元386-584）地理学家郦道元的《水经注》。书中，二次援引法显的著作；一次89字，另次276字；书名皆称《法显传》；详见清皇家图书馆目录（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七十一）（《水经注》援引《佛国记》约20处-译注）。

隋后的官方记录都有《佛国记》，然版本的权威性和可靠性仍需考证。我认为，《佛国记》和《法显传》是同书异名。至于其全本是否行世，我则怀疑。后附的高丽藏《法显传》1779年出版于日本。其编辑参照宋、明时期的四个版本加以校勘，后附一篇名词解释。《高丽藏》原为朝鲜皇家雕造，出版于1726年。版本采用眉注，不象西方用脚注。由此可见，东西方的习惯就是不同。本书脚注，“S”表示“宋本”、“M”为“明本”、“J”“日版”、“R”“对”、“W”“错”。我查阅了300多种出版物，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这样做，一是出于好奇；二则想说明，无论用何种语言译写，译文总是不同的。一般来说，译文再好还是与原文有差距。

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官，对法显的忠诚和叙事风格颇为怀疑。因为，法显冒犯了他们。法显称“中印度”为“中国”，中国则为“边地”。在他们看来，大清国才是真正的中国。大清编纂官们认为，这位佛学作家是自吹自擂。法显称自己“专其愚直”，这更令他们不快。

他们不相信法显。事例之一是：关于和田的佛教。和田佛教的情况，是众所周知的。然编纂官们却说，和田人自古迄今崇信回教，都是回教徒。这如同说，在穆罕默德出生的170年前或在他出走麦地那的222年前，和田人就已经是回教徒了。这就是大清学者的批评。《四库全书》是乾隆皇帝下令编纂的，由三、四百位大清国的“顶尖学者”分头编写。他们对国外甚至对自己的文献，表现得竟如此无知。

法显讲佛的神迹和传说，大多荒诞不可信据。但其所见所闻，却是历史真实。
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三. 世界佛教徒人数

读者应注意全世界佛教徒的数量。其实无论怎样估计，也难以做得精准。

1. 康宁汉将军《比尔萨佛塔》第一页注释云：全世界基督徒2.7亿，佛教徒2.22亿。佛教徒分布情况：中国1.7亿，日本0.25亿，安南0.14亿，暹罗0.03亿，爪哇0.08亿，尼泊尔0.01亿，锡兰0.01亿，总计2.22亿。

2. 马克斯-缪勒教授1868年再版了其《日尔曼作坊的短笺》。在论及巴特莱米-圣希莱尔的《佛教》时云：“一位王子创立了这门宗教，两千多年后，竟有4.55亿信徒。”他说：“人数众多未必就是真理。但目前这宗教人数最多，值得我们关注。”伯格豪斯《地形图集》将人类作了宗教划分：佛教徒31.2%，基督徒30.7%，回教徒15.7%，印度教徒13.4%，异教徒8.7%，犹太0.3%。伯格豪斯站在基督徒的立场，未能将中国儒家和道教信徒从佛教徒中划分开来。在中国，人们一般信仰二三种宗教，所以很难断定其真正的宗教信仰。如中国皇帝从孔庙出来进了道观，然后又在佛像前作揖。

3. 大卫斯博士对佛教徒人数的估计更高（虽不确定也无证据）。其《佛教手册》云：全世界佛教徒人口达5亿。其中，南传佛教徒0.3亿。分布在：锡兰、缅甸、暹罗、安南、和印度（耆那教）。北传佛教徒4.7亿。日本0.33亿，中国（十八行省）4.14686974亿。按其计算，基督徒占人口总量26%，印度教徒13%，回教徒12.5%，佛教徒40%，犹太0.5%。

从上述数字可知，佛教徒居多；因为，有庞大的中国人口。从康宁汉的佛教人数2.22亿减去1.7亿中国人，那么仍有0.52亿佛教徒。从大卫斯的佛教人数5亿减去4.145亿中国人，那么仍有0.855亿佛教徒。其它国家佛教徒和人口数，除印度和锡兰外，我怀疑会像中国一样被估计过高。不知康宁汉的中国人口和佛教徒人数，以何为据。或许，他将中国人口给平均分开了。伯格豪斯和大卫斯对中国人口的估计也是偏高。

我没有中国人口的确切资料。1878年，我在巴黎拜访了前中国大使郭嵩焘。我请他写出官方认可的中国人口总数。他的答复令我确信：他做不到。我查阅了关于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出版物，并努力按自己的方式给出一个满意的数字。结果，我未能做到；也不敢公之于众。但我觉得，若说中国人口四亿，并不夸大。

作为传教士，我在中国人中间生活了三十年。我发现，只有同一寺院或道观的信众才互称佛教徒或道教徒。所以，我们得放宽认知的尺度。那些不落发或不戴黄帽的人士也是佛教徒或道教徒。欧德理博士《佛教讲义-历史事件》云：理论上无庸置疑，中国人大多是儒家信徒，而感情上却是佛教徒或道教徒。既使人群大众不进佛寺，甚至讥笑和尚；但他们或多或少地都受过佛教的影响。欧德理博士云“大多是”，我宁用“几乎全是”。欧德理讲“感情上”，在我则宁用“大多数”。就此，我愿同欧德理博士辩论。如此强调，佛教同中国的关系似乎有点荒谬。毕竟，绝大多数中国人是儒家信徒。然我观点是：佛教即使位于基督教、儒教、印度教和回教之后（道教在其后），数量亦不如回教徒，也不是所谓的世界第一宗教；但将人类按宗教用比例划分，就可知我们的聪明恰恰表现了无知。若资料全些，就更能说明问题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石 门   译